农业产业化的“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道路”
农业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驳秦晖先生对“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道路”的阐述
在当代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秦晖先生是有影响的人物。他的理论一再以各种方式论述“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道路”的二元对立，在他看来，“美国式道路”正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康庄大道，也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治世良方。
那么，到底什么是“美国式道路”？什么是“普鲁士道路”？它们对于中国的“三农”问题究竟意味着什么？本文是对“新自由主义”话语在“三农”问题上的批判，也是对秦晖先生理论的检讨与质疑，正是沿着他的思路，笔者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
一, 列宁的“美国式道路”理论与—苏联的农业资本主义
秦晖先生说：“所谓‘美国式道路’，就是以农民起来天然首长，摆脱宗法共同体束缚的方式；而不是以天然首长剥夺农民，取消共同体保护的方式来完成资本主义变革”。 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解释道“社会民主派向往自由竞争的民主国家即‘美国式道路’而仇视具有俾斯麦式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即‘普鲁士道路’” 更简单的表述是“民主私有化”还是“权贵私有化” 。这个民主私有化的“美国式道路”用的是列宁的名义：“列宁把通过农动走向资本主义民主的道路称为‘美国式道路’是并不过分的”， 这个表述在今天被进一步发挥为：
“百年前人的这种提法，只是表明那时即使左派（社会民主主义者）也认为自由民主但非‘福利国家’的（前罗斯福时代的）美国，要远远优越于在欧洲最早建立福利制度但比较的俾斯麦德国，这种价值观是已经拥有了自由民主而再追求福利国家的现代西方左派不大提及的，也是我们这里的某些‘左派’真的不知道或假装不知道的”。
因此，他歌颂美国西进农民“那吱吱作响的大车，把资本主义制度从大西洋岸一直推到了太平洋岸”，“美国的民主制度正是在农民占人口总数80%以上的时代建立起来的。在这一进程中农民并没有表现出所谓‘小私有性’、‘小生产者’或小资产阶级的保守性或反动性，相反，正因为他们是的小私有者而不是宗法共同体成员，是自由的家庭农场主而不是依附农民，一句话，是真正的小‘资产阶级’而不是宗法农民，他们才能起上述进步作用。” 但实际上，美国的农民主要都不是自由的家庭农场主，而是租佃农场主，虽然有1862年“宅地法”近乎赠与的土地，但租佃农民的比例还是很高，他们全部或部分地耕种租来的土地。这是因为这个法律出现得太晚，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美国实行的是以联邦财政收入为目的土地现金拍卖，从而使得土地商品化的出售方式与大地产投机活动结合在一起，东部土地公司凭借其在殖民地后期形成的雄厚资本在土地拍卖市场上肆意购买大片国有土地，然后以高价向移民进行小块零售，这些垄断集团作为中介进行了国有土地的二次分配，并从中获得巨额利润，只是在大块拍卖方式无法吸引足够的移民进入东部，才被迫逐步缩小地块出售的单位面积。但土地投机商已经占有了大部分肥沃的土地，早期拓荒者买不起，而宅地法的土地多数是贫瘠的土地，“在1862年以后，可供出售和拓居的公地，大部分都是位于现在我们称之为大平原地带的半干旱地和贫瘠土地。在这些地区接受了宅地法的数十万户家庭，在因旱灾而使几个季度的辛勤耕耘令人心碎地失败之后，结果不得不回到土地比较湿润的地区去” 。这使得许多拓荒者宁愿耕种租来的肥沃土地，最重要的原因是小农场主资本短缺导致的对资本的依附，使得不在地主使用权与租佃农场主的经营权相分离的租佃农场现象成为“美国式”道路的关键，这在后面的论述中还会详细展开。
A， 列宁的“美国式”道路与土地国有化
这里要讨论的关键问题是：到底什么是列宁所说的“美国式”道路？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1905年——1907年第一次中的土地纲领》的著名长文中明确指出，所谓普鲁士道路是指把农奴主—地主经济转变为容克—资产阶级经济，是国家与地主阶级联手用暴力掠夺农民来完成“地主资本主义”发展，它破坏村社，掠夺农民，摧毁原来的土地占有制，使成千上万的农民破产，让有钱人去“任意洗劫”中世纪的农村，“为了走这条发展道路，就必须对农民群众和无产阶级连续不断地、有系统地、毫无顾忌地施用暴力”。而列宁赞同的与之相对的“美国式道路”，是因为它“可能有利于农民群众而不是有利于一小撮地主”， “就是土地国有化，废除土地私有制，将全部土地转归国家所有，就是要完全摆脱农村中的农奴制度，正是这种经济上的必要性使农民群众成了土地国有化的拥护者。”。 列宁再三论证的美国式道路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土地国有化：
“改良主义的道路就是建立容克—资产阶级的道路，其必要的前提是保存旧土地占有制的基础，并且使这种基础适应资本主义，而这一适应过程是缓慢的，对多数居民来说是痛苦的。的道路是真正推翻旧制度的道路，它必然要求消灭一切旧的土地占有形式及其全部旧的政治机构，以建立自己的经济基础。第一个时期的经验已经完全证明：只有作为农民土地才能获得胜利，而土地不实现土地国有化是不能全部完成其历史使命的。”
“土地国有化不仅是彻底消灭农业中的中世纪制度的唯一方式，而且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有的最好的土地制度” 。
列宁解释了为什么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没有提出土地国有化的纲领，是因为德国已经彻底形成了一个容克—资产阶级的国家，在资产阶级制度基础上已经不可能有拥护土地国有化的人动，实际上已经使土地国有化计划变成了“一种玩物”，“甚至变成容克掠夺群众的工具”，因为国家已经是容克—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人民已经不可能与国家结盟来对付盘剥他们的大土地拥有者。当秦晖一再以列宁的名义去叙述“美国式道路”时，他恰恰阉割了关键的“土地国有化”问题，而以从的小农到美国式的私人农场主的逻辑发展为“美国式道路”的表征，全不问“小农”如何才能“”？小农又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才可以发展为资本家式的农场主呢？
这正是列宁思考的问题。列宁反对民粹派回到村社份地化的土地道路，正是因为他看到小农经济是无法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中国目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其实是退回到以家庭为单位的自耕农的小农经济中去，而目前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历史困境验证了当年列宁的洞察。列宁清醒地看到，只要是发展资本主义就必然要“清除”中世纪的土地关系和土地制度，否则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变革就不可能发生，“因为资本必须（就经济的必要性来说）为自己创造新的、适应自由的商业性农业的这一新条件的土地制度。”，问题在于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清扫？斯托雷平式的“清扫”是迎合地主阶级的利益，是的普鲁士道路，牺牲的正是广大农民的利益；英国的资本主义道路也是一样，“在英国，这种改造是通过的方式、暴力的方式来进行的，但是这种暴力有利于地主，暴力手段的对象是农民群众” ；所以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用农民方式为资本主义‘清扫道路’”。 正是在这个前提下，列宁批评民粹派的理论与纲领所主张的土地私有化，因为那只是回到传统村社的份地制经济，从发展资本主义农业的角度来说是根本没有前途的，“按照旧的土地份额即按照旧的份地占有制来实现分配，那就不是清扫而是永远保存旧的土地占有制，那就不是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所以，“斯托雷平要用暴力消灭村社，是为了有利于一小撮有钱人。农民想消灭村社，是要代之以自由的协作社和‘个人’使用国有化份地的权利。”
列宁之所以要用“美国”来命名一种不同的道路，是因为美国农业是建立在土地国有基础上的，西进运动就是开发主要从印第安人手里没收来的国有土地，战争后的美国是世界上拥有未开发土地最多的国家。所以列宁认为：
“必须清楚地意识到为的全部经济史所证实的、构成资产阶级一大特点的事实。这一事实就是拥有大量的待垦土地，整个农业技术的每一进步，农民摆脱农奴制压迫方面的每一进步，都将使这些土地日益适于居住，适于耕作。
这一情况是农业按美国模式实行资产阶级演进的经济基础。我国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往往不加思考就死板地拿西欧各国同作比较，殊不知那里的全部土地，在资产阶级民主时代早就有人耕种了。”
未开垦的土地是没有被封建化的土地，美国式道路的关键就是必须在传统的封建关系被清除后才有实现的可能：
“在美国，这种改造是通过对南部各州奴隶主农庄施行暴力的方式来进行的。在那里，暴力是用来对付农奴主—地主的。他们的土地被分掉了，封建的大地产变成资产阶级的小地产。对于美国许多‘空闲’土地来说，为新生产方式（即为资本主义）创造新的土地关系这一使命，是由‘美国土地平分运动’，由40年代的抗租运动（Anti-Rent-Bewegung），由宅地法等等来完成的。”
在列宁看来，无论是普鲁士道路，还是美国式道路，其共同点是：它们都必须用暴力的方式来实现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也说明“暴力”其实是内在于资本主义发展之中的，暴力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列宁的资本主义道路其实是分享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前提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不都是靠“”和战争来为自己扫清道路的吗？
美国的南北战争是自由贸易的农奴制的农业的南方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工业的北方之间的战争。恰恰是农奴制的南方要求自由贸易，来保证他们的烟草和棉花对欧洲出口，而中部和北方各州为了保护他们的工业，则要求实行高关税。1812年第二次对英战争以后，由于英国工业品大量涌入美国市场，严重威胁美国刚刚开始的工业，于是美国掀起要求国会保护国内经济的浪潮，并于1816年由国会通过第一个保护主义关税法，从此，保护主义日渐高涨，保护主义立法接连不断，1828年关税法规定，进口商品的关税率平均提高到商品价格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这就激起南方的激烈反对，南卡罗来纳州就宣布该法在本州无效，并且禁止联邦到该州的港口收税。 所以，美国的南北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自由竞争”的农业的胜利，而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工业的胜利。而这些基本史实正是秦晖的“美国式道路”的阐述所不能包容的。
那么，列宁提出的土地国有的主张中，到底蕴涵了怎样的历史奥秘？
B， 1861年改革与的土地问题
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度的改革，被认为是现代化的开始。近二、三十年来的西方和的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种改革并不是因为十九世纪的农奴制经济处于危机状态，而是相反，农奴制经济经受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农业经济危机，这次危机只是给建立在自由雇佣状态的新式地主以致命的打击。 所以改革的原因其实在于上层统治者，重要的因素正是1854—1855年与英国、法国进行的克里米亚战争，是争夺巴尔干地区和黑海控制权，这是第一次遭遇经历了工业的扩张中的西方强国，并且在自己的土地上被打败，被迫接受屈辱的巴黎和约。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打击了的斯拉夫派，西欧派把失败的原因放在了西方文明进化论的历史中去理解，这个逻辑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欧洲一直在进步的道路上稳步前进，而我们却一直停止不前”， 它表现在士兵的步射程只有英法步射程的三分之一，只能用帆船对付英法的汽船，没有铁路，只能用大车拉军需品等等。战争的失败还把拖入到经济崩溃的边缘。因此有历史学家认为，改革实际上是领地贵族与争夺农民剩余产品份额的角逐，国家在改革实施中占了上风，这就预先决定了对农民极为沉重的赎买土地的条件。 因此，废除农奴制度并不是内部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而是外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压力的结果。对于支持亚历山大二世的贵族来说，他们赞成农奴是为了利用日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欧洲对谷物不断增长的需求，因为农奴制的农业经济不能生产大量的剩余产品，所以他们希望把小土地联成一片，采用有效的大规模的农业技术，发展资本主义农业，仅仅雇佣劳动力做散工，来代替供养迅速增长的农奴人口，所以“思想进步的贵族赞成农奴的原因与英国贵族在前三个世纪中支持和实行圈地的原因是同样的。”
但是1861年的却不是十六世纪的英国。对于的农民来说，他们因此陷入为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负担沉重代价的万劫不复之境。1861年2月19日颁布的《法令》是充分保证地主利益的前提下实施的，地主因土地被分配给农民可以得到付给的长期国债券，而农民则必须交纳49年的赎地费给。在北部土地价值较低，实行实物代役制，地主索取了几乎两倍于市场价格的土地赎金。在南部主要实行劳役制，富饶的黑土地适合生产利润高的商品粮，地主贵族想办法夺得了高达25%的农民最好的土地，这就是所谓割地 。因此，地主仍然占有大量土地，他们割占公社农民的土地等于改革前公社占有土地的16%，中部黑土地带的割地达20%以上，有些省份被割占的土地达1/3以上。另外，改革前由农民公共使用的森林、牧场、水源等农用资源也由地主霸占，使得农村公社的土地大幅度减少，并迫使农村公社去租用改革后归地主所有的这些土地，从而大大加重了公社农民的经济负担。份地不足使得农村公社无法再象以前那样保证所有成员的最低生活，许多农民被迫离开土地外出做工。在1861—1870年间，每年给外出做工的农民发的长期护照是5•92万份，1981—1900年间增加到184•5万份，而13—17年，农村无地人口占农业总人口的7%，达到430万人。列宁的研究也指出农民外出做零工正是从1861年以后开始的，他引用的数据还表明，到16年，外出打零工的工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民工已经达到500万到600万。 这应该就是“民工潮”的开始。
1861年改革是保留传统的农村公社的。农民获得的份地并不是交给农民，而是交给了农村公社。从政治上是为了防止农民与土地割裂而出现，从而“点燃”。所以改革既要扶植大地主经济，又希望保彰小农经济，因为小农经济是社会最保守的力量。虽然法案编撰委员会都认为私有制是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农业的， 但是没有人同意用暴力把公社所有制变成按户所有制。连环保使得公社保有在公社成员中重新分配份地的土地公有权力，从而可以避免成员的赤贫和流离失所。因此法案规定在第一个九年期内，禁止农民放弃份地和退出公社；九年后对想要放弃份地和退出公社的农民也设置了重重障碍，目的都是要防止农民的无产阶级化。经济上的考虑是，连环保是保证农民如期交付赋税和偿还国库垫付的赎金的唯一手段，需要把贷给农村公社的大量贷款收回，这也是农村公社不能解散的重要原因。
由于土地减少，土地越来越细分，因此农民要承担更沉重的赋税。更关键的是，沙皇政权为了加速工业化进程而严重依赖外国贷款，为了贷款的募集和偿还，就必须把更严重的赋税加给农民。由于采用提供工业津贴和实现高额保护关税，使得农民购买制成品的费用攀升，他们必须为的工业化负担大部分费用。 到1878年，欠交赎金和税款的农民激增，十九世纪的八十年代以后，即便是连环保也无法消灭欠交税款的现象，欠税现象越演越烈，于是决定强行出租这些农民的土地给有支付能力的人，期限六年。到1885年不得不用间接税代替人头税，因为人头税使得欠缴税款者大量增加。 但是农民欠交的税款依然有增无减。 改革之后，农民其实是大量破产了。列宁引用的18年官方的统计资料显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各种赋税占了纯收入的70%，一个农民交纳的“赋税”超过了他的货币纯收入的一倍，“农奴制代役制也未必有这么高”。而破产农民要想放弃份地却还必须交纳额外费用来“倒赎”份地 。这就是被“”了的农民的命运，也是为什么列宁说1861年诞生了1905年。
传统村社的最大功能是承认和保证每个人的生存权利，无地者只要愿意向土地投入劳动，就有权得到土地。的村社问题不仅是理解和近代史无法回避的问题，更是理解的钥匙和关键。村社是农业经济组织和社会政治组织合一的全能组织，它既是农民自治组织，也是国家最基层的行政纳税机构。 村社是村社农民安身立命的全部，从精神到物质、从生到死的整个世界。但村社却并不是秦晖所描述的只有“宗法制”的落后的“自然经济”，它其实可以很好地适应商品经济，在十八世纪后半期开始，农村公社不但有自办企业，而且还有村社银行。 村社土地重分制度的出现比较晚，并不是“原始主义”的遗留，原因一是由于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加大，人多地少；另一原因是实行通过连环保来征收人头税的国库，以农村公社作为国家与农民的交易单位，可以避免国家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这正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农民如果按照土地多少来摊派税款，这对于地多的农民是不利的；所以，唯一可行的方法是按人口来分配土地，使土地也象人头税那样，在纳税人之间平均分配。所以，在1861年改革之后的几十年内，在那些份地支付费用大于土地纯收入的农民中间，土地重新分配尤为盛行，在连环保制度下，村社关心的是如何把闲置的份地转给能缴纳赋税的农民来分担赋税。村社土地所有制度的优点还在于从经济上把广大农合起来完成单干农民无法完成的经济目的，如大的水利工程等，促进了农民之间的互助。当时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杜冈就批评了那些简单地认为农户土地占有制比村社占有制在发展农业上要优越的观点。对农村村社的破坏，意味着对全部传统的社会结构的破坏，的确是“打碎一个旧世界”，但一个“新世界”却迟迟无法在血泊中分娩出来，它的痉挛与阵痛一直延续到今天。这里，我们有必要指出，对于来说，打碎旧世界的动力并不是来自马克思主义，而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的敌人：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恰恰是由于这种无法承受的社会苦痛才得以产生的，不是马克思主义选择了，而是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只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罪恶才会到来的。
1861年改革使得农民的土地有一半落入了地主的手中，农民的生活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益贫困化，他们的境遇没有改善而是更糟，这就使得他们把贫困归因为是地主强占了应属于他们的土地，的确也是。的学者认为：“在公社农民的意识中留下的印象是，农村公社现在只有了以前产业的一半。1861年改革只得到了一半的土地，似乎还没有完成改革，于是，农民们便梦想着要完成它，并且根据关于土地归公社的观念，土地被认为并非属于个人的财产，而只是供个人使用的一种分配。” 这成为的萌芽。农民缺地确实成为农民不能维持生存的大问题，过去的农奴在后得到的土地比原先要少得多，而农业人口却增加了一倍，因此缺地矛盾十分尖锐，到1905年要求增地的农动已经遍及全国，不仅是无敌或少地的农民，而且整个中农阶层都要求土地。 对土地的普遍性的要求，在杜冈看来，正是农业危机的表征。虽然这个危机在杜冈看来，要依靠耕作技术来解决，但是他也清醒地指出：“我国有相当大一部分农民土地太少，甚至于实际上无论怎样提高农业技术水平，也都无法靠自己的份地生活。”
C，与斯托雷平资本主义农业改革的失败
改革不到十年，就开始爆发风起云涌的农民造反和各种社会运动。而沙皇在1905年之后，还指望着农民可以成为保守主义的支柱，所以在《杜马选举法》要以农民为主体，农民被认为是皇室安全的保证，是国家制度的命根，因为过去的农民是从不要什么政治改革的，于是第一、第二届国家杜马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农民代表组成。但是沙皇的判断严重失误，农民代表在两届杜马中都站在的反面，强烈地重申自1861年改革以来就没有停止过的要求，那就是：没收地主土地，把他们交给公社农民。农民还在各地以暴力夺取地主的土地，在这个过程中，农村公社成为现成的农民组织，成为农民的“工会”。面对农民的反叛，沙皇在震惊之后，谋求改变，这就导致1906年斯托雷平的农业改革，1906年11月9日颁发非常法令，允许公社农民的份地固定化，从而试图建立私人土地所有制的农业经济，农民可以脱离公社，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支配土地，农民是全权的土地私有者。成立省、县级的土地规划委员会，对公社施加压力，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彻底破坏公社，并在农村中寻找和扶植新的支持力量，也就是富农，来发展新生的资本主义农业。但是，这种自上而下的扶植并没有成功。
“11月9日法令，好比尖利的楔子揳入人民的生活，使人民生活发生深刻的变化。其结果，可能导致那些土地价值高的地区的村社彻底瓦解，并使我国大部分地区农民失去土地。但是，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实行土地归私人所有，通常绝不会同时消灭插花条地和转变到田庄占有制。” 杜冈的研究表明，1861年农奴法令之后，到1905年私人土地已经非常集中了，但是的农业仍然是农民经济，而没有生发出发达的资本主义农业，大土地占有制度不但没有扩展，而且还趋于缩小，“农民后，整个土地使用制度的历史，是大土地占有制衰退的历史。”原因就在于：“转入资本家手中的土地，不具有牢固的私有制性质，很容易回到市场上去，它对其占有者来说，不过是进行投资的对象。反之，土地如转归小土地占有者所有，他们除非万不得已，是不会与土地分离的。” 所以，杜冈观察到的现象是，在，资本主义地主经济虽然有的极力扶植，但是并没有出现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情况，而是相反，资本主义的地主经济受到了农民经济的排挤。他因此批评马克思把工业研究的论断应用到了农业方面，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大农业必然要战胜小农经济。但是杜冈却列举了一系列理由认为，在农业方面，小农经济有比资本主义大生产优越的地方，资本主义大生产多见于农业粗放型经营，而对于集约式经营，大农场则不如小农场。更重要的是，大农经济为了追求利润和地租所以以资本主义企业形式进行，而小农经济是为了维持生产者生存而进行的。农民在即便农业只能提供平均工资的情况下，仍然进行生产，而资本主义农业如果收入与工资抵平，就会终止生产。因此，小农经济在总收入和纯收入比资本主义大农业显著减少的情况下，还能够存活与发展。为农民的消费需求而生产的小农经济对农产品市场价格的依赖程度要比之为销售而生产的大资本主义经济小得多。农产品价格下降，可使得大农业破产，而小农经济却能经得住。他认为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并不是其经济力量大于农民的、劳动的农业的结果，而是在政治暴力基础上产生的大农业的结果。“大土地占有制出现得很早，是由于统治阶级在粗放式经济盛行时掠夺土地所致。” 资本主义大农业并不能自发地从小农业中产生出来，因为传统的农业关系和土地关系是一个社会历史地形成的保守力量，是“自生自发秩序”，除非有强大的外力，它自身的运行不会改变。特别在饥饿农民的汪洋大海包围下，资本主义农业是更无法自发诞生的。
在讨论地租问题时，杜冈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地租，一种是李嘉图的级差地租学说，指的是资本主义地租，土地占有者通过对土地进行资本主义耕作而得到的地租；但是，还有另一种粮食地租，承租者是劳动农民，租佃土地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糊口，其租金可能比资本主义地租还高得多，“如果小租户对土地的需求量很大，则土地租金可能要耗费他大部分工资。承租者只有减少自己的劳动报酬，通过租金才能得到一块缺少它便不能维持生活的土地。如果承租者自己没有土地，或者土地少难以维持生计之际，或者不租佃土地，便没有其他挣钱的机会之时，则粮食地租的条件便会特别苛刻。” 而的地租问题是农业经济最大的问题之一。所以，粮食地租价格的高低不是由该地农业的纯收入决定的，而是由农民对土地的需求程度决定的，人口越稠密，农民越需要土地，而地租就一定提得更高。所以，造成地租高的原因正是农民日渐恶劣的处境，它与农业经济的生产力提高没有关系。农民怕失去赖以维生的土地只好忍痛支付高额租金，“处处都可以看到高额租金与农民需求这种密切联系。农民得到土地的保证越小，他们的份地越少，越贫穷，则他们迫于情势支付的地租就越高。” 所以出现了贫瘠地区土地的租金反而要高的奇怪现象，因为越贫瘠地区农民对土地的需求就越强烈。这种粮食地租不仅不能提供利润，而且不能保证劳动的正常报酬，因为土地租金大大地超过了土地的纯收入额。
因此，后的农民对地主的依附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强了。在地主赚的是粮食地租而不是级差地租情况下，是无法产生资本主义农业的。列宁在19年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认为当时在占优势的已经是地主经济的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到了1907年他就上述的《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第一次中的土地纲领》中纠正了这个说法，
“我们以为资本主义农业成分在已经完全形成了，既在地主经济中（盘剥性的‘割地’除外，由此提出了归还割地的要求），也在农民经济中完全形成了，以为农民经济已经分化出了强有力的农民资产阶级，因此就没有进行‘农民土地’的可能。这一错误纲领的产生，并不是由于我们‘害怕’农民土地，而是由于我们对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估计过高。当时我们觉得农奴制残余不过是很小的局部现象，觉得份地和地主土地上的资本主义已经十分成熟和巩固了。
揭露了这个错误。” (着重号系笔者所加)
佩里•安德森也指出，在沙皇的最后几十年，并没有发生地主贵族向资本主义农业转化的运动，所以列宁等社会主义者对“普鲁士道路”所代表的地主式的资产阶级演进的担心最后变得多余了。
D，国家与社会：“绝对主义”国家的悖论
杜冈作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最有影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都有所批评，也曾经受到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的严厉批判，也许正因此，我们更应该检讨他对农业问题和村社问题的阐述。他在1909年对农业改革的基本评价是：
“我国现代的土地规划的主要过错，是简单从事和官僚主义。不考虑大多数农愿与否，就极其坚决地打破已形成的农民经济形式，这种简单从事的做法不能不遭到责难。即便承认我国农民土地使用制的现存形式完全站不住脚，需要加以根本改进，这种做法也不能不遭到责难。我国土地规划的特点，是完全漠视少地和无地的农民的利益，甚至不惜牺牲这些农民的利益来维护部分较富裕农民的利益，并且根本不去设法减轻力量单薄的转入新的经济形式的那部分农民的负担。”
正是这种国家改革，强制推行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最终导致了的爆发。1905年和1907年二月其实是社会无法承受工业化过程的代价，也是传统社会结构被激烈破坏后的必然反弹和反应，所以有极大的自发性，“世界目睹了整个民族举行罢工的非凡景象。” 它特别是被迫为工业化和现代化担负沉重代价的农民的反抗与。而十月的最终胜利是由于顺应并获得了最广大的公社农民的强大支持，因为十月的口号正是‘和平、土地、面包’”！1917年爆发的二月和十月，与两个因素密切相关：一是参与的全球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另一是自身的土地问题。这两者都与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有着内在和深刻的联系，我们还可以联想到与英、法进行的克里米亚战争推动了沙皇的1861年改革，而日俄战争则与1905年有着直接的联系。这些难道是偶然的吗？国家汲取确实是农民破产的原因，但是国家汲取的最大动机却是为了推进的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化，这一点恰恰是问题的关键。不是封建主义，而是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导致了震惊世界的，今天的和中国依然在它的历史逻辑之中。
这个逻辑以悖论的形式体现在国家机器中。在佩里•安德森所引用的史料中，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国家机器中的两个支柱性的部门：内务部与财务部有着经常性的冲突，财务部奉行发展资本主义的，它的工厂巡视员支持雇主不向工人做工资方面的让步；而内务部考虑的是维护国家的政治安全，因此它对雇主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向工人让步以避免工人罢工，并且它还试图向工厂派驻警官，考察并避免突发事件，这当然遭到了资本家和财政部的抵制，这导致了对工厂巡视员的控制权的斗争。在农村，是内务部而不是财政部向农村公社征收赋税。内务部还发明了由控制的工会。1905年，“彼得堡工厂工会”的领袖加邦神甫组织和带领了二十万工人及其家属向沙皇递交书，在冬宫遭到血腥，这导致了的爆发，而加邦却是局的奸细。这真是一种非常吊诡的历史现象。安德森认为：“绝对主义国家在先后把贵族、资产阶级、农民、教育、和工业都吸收进来以后，竟然最后又异想天开地想建立置于卵翼之下的自己的工会。” 是异想天开吗？但它毕竟是发生了，怎么读解这种历史现象？这与其说是一种国家的“吸收”，毋宁说是一种国家自身的，彼此无法兼容，而正是从这种中诞生。在安德森的叙述里，绝对主义国家是资本主义国家之前的阶段，是经过重新部署和装备的封建统治机器，为的是将农民再度固定于传统社会地位中，但是对于来说，不正是这个绝对主义国家本身在激烈地推动资本主义吗？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资本主义性质是列宁也承认的：“斯托雷平按根本法第87条颁布的有名的土地法贯穿着纯资本主义的精神。毫无疑问，这项法律所遵循的是资本主义演进的路线，它促进和推动这一演进，加速对农民的剥夺，加速村社的瓦解，使农民资产阶级更快地形成。从科学的经济学来讲，这项法律无疑是进步的。” 所以，也许更重要的是追问，对于当时的来说，导致这种绝对主义国家自我的历史动机到底是什么？
我们在理解1861年改革的时候，应该是把这个看上去是关于农村的改革方案放在国家推动的工业化的背景下，来理解因此而爆发的1905年和1917。的资本主义发展完全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推动，国家是自上而下地迅速工业化的主要发动机，正如佩里•安德森所指出的“（）国家在某些关键领域拥有的权力远比历史上任何时候的西欧绝对主义更强大。这是因为它延续到欧洲工业化的时代，因而能够引进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为我所用。国家出售了国有土地而放弃对农业的控制，但目的是使自己牢固地立足于工业。” 实现工业化正是一切试图走现代民族国家道路的不二法门。正是的“绝对主义”国家机器自上而下地强制推行资本主义，最终无法挽回自己的灭亡。在安德森看来，“归根到底不是反对一个资本主义国家。1917年垮台的沙皇制度是一个封建机器，而临时根本没来得及用一个新的或稳定的资产阶级国家取而代之。布尔什维克进行了一场社会主义，但他们自始至终没有遇到西方工人运动的主要敌人。” 在这个意义上，佩里•安德森认为德国十一月的失败与十月的胜利一样对于欧洲的历史具有重大意义，根源在于所对抗的国家机器性质的差异。因为还不是资产阶级国家，所以十月可以胜利，这种建立在东、西方历史分野上的葛兰西式的解读在安德森的叙述里体现为对东、西欧区分的重视，以及在东欧绝对主义国家谱系中的“与众不同”，但问题在于这种不同是如何来的，为什么这样“东方式的” 绝对主义国家要致力于推动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这种力量却最终成为对整个社会的反动，从而导致国家与社会的，使得国家机器因为无法完成这个历史的“辨证法”而导致自身一再被打碎，同是东欧的“普鲁士道路” 为什么在走了却走不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除了在市民社会与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分析外，我们是否更应该讨论传统的乡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乡村社会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与？这里是否隐蔽着更大的历史奥秘呢？
安德森说：“（）这种工业资本主义是由其官僚机构自上而下地扶植起来的，正如它的西欧前辈曾扶植商业资本主义一样。”这种不同是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首先是国家与商业资本主义的勾结，按照当时一位公爵的话来说，“有了海军才有殖民地。有了殖民地才有商业。有了商业，一个国家才能维持大批，增加人口，造就最光荣、最有用的企业。” 这样，商业资本主义获得国家保护，而国家则获得商业税收。但是早期的军事扩展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都是“海内”的扩张，而不是海外扩张，是对土地的要求，对毛皮和粮食的要求，而不是“远程贸易”，也即在工业推动下对海外工业原料和产品推销地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所以它不属于资本主义的殖民地扩张，而是传统的帝国式扩张，因为它本身并不能在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形成新的经济分工，从而带来社会、经济形态和格局的变化。另一方面，从十七、十八世纪彼得大帝到叶卡捷琳娜二世以降开始面向西方的改革，也是军事扩张最重要的时期，它表现出对强大的海军与入海口的极度重视，这正体现了世界历史从向海洋的转换 ，开始把自己放在欧洲历史的谱系里来建立自我认同，因为海洋的战略地位正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上升和确立的。2003年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举办建城300周年庆典和“海军节